最近，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深深觸動了我。一部全素人演出的潮汕方言製作，竟締造超過17億票房奇蹟。答案或許就藏在四個字裏：「見字如面」。
電影中，潮汕青年木生遠赴南洋謀生，一封封「僑批」，銀信合一的家書維繫着他與故鄉阿嬤的牽掛。木生客死異國後，女子南枝模仿他的口吻續寫家書、寄送錢款，長達18年，讓阿嬤始終懷抱着盼頭活下去。那些泛黃的信紙上，有丈夫的牽掛、有家庭的支撐、有活下去的理由。阿嬤將每一封僑批壓在箱底，不時摩挲、重讀，在字裏行間「見」到丈夫的「面」，更見證一份跨越血緣與生死的善意。
這讓我想起中華聖經文物館中那些宣教士的家書。百多年前，無數宣教士越洋來到中國，通訊極不發達，一封信往往需時數月甚至一年才能抵達。他們在泛黃的信紙上記錄着語言的困難、文化的衝擊、身體的病痛、排外的風險，將中國人的需要與自己遭遇的艱難，一字一句寫進信裏，寄回萬里之外的故鄉。戴德生在信中寫下：「假如我有千鎊英金，中國人可以全數支取；假如我有千條性命，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。」馬禮遜在廣州大火後向家人坦露心靈的沉痛與重建的決心。這些書信，與電影中的僑批何其相似，都是隔着千山萬水，用文字將自己的「面」傳遞給遠方思念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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